胡定，字敬醇（又登贤），号静园，生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保昌（今南雄）城人。其人生具殊质，六岁出外，读书七月，即能背诵《四书》《毛诗》。随着年龄渐长，他逐渐显现出博通群书的能力。雍正元年（1723年），14岁的他考取秀才，名列榜首，受到县宰和考官欣赏的他，被称为“神童”；四年（1726年），他以名列第二的成绩考取举人；八年（1730年）中进士；十一年（1733年）参加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至乾隆元年（1736年），授检讨，充《大清一统志》纂修官；三年（1738年）主试广西，预修《八旗通谱》；五年（1740年），他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协理山东道事。　　

胡定为官，遇事敢言，不避权贵。乾隆八年（1743年），谢济世为湖南粮道，弹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使巡抚许容反而包庇樊、李，转疏劾谢济世，又勾结湖广总督孙嘉淦，要将谢济世治罪。已身为陕西道监察御史的胡定获悉，即上疏陈奏许容陷害济世、孙嘉淦袒护许容的罪状，还抄录湖南人民的揭帖，揭发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阶、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等人秉承许容的指使，行朋比倾陷的阴谋。乾隆皇帝知悉后，即命户部侍郎阿里衮南下湖南，会同孙嘉淦复查，并令胡定一同随往。　　

阿里衮到了湖南，查得实情，洗雪了谢济世的冤案。皇帝下旨，撤了许容等的官职，并下谕说：“定为言官，言事不实，自有应得之罪谴。今既实矣，若止为济世白冤抑，其事尚小；因其察出督抚等挟私诬陷，徇隐扶同，使人人知所儆戒，此则有裨於政治，为益良多。至诸行省督抚举劾必悉秉公心，方为不负委任，若以爱憎为举劾，如嘉淦、容居心行事，岂不抱媿大廷，负惭夙夜？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此案查办后，胡定以敢言而出名，正直令声名震动一时。　　

次年，胡定转任兵科给事中，巡视北京西城，探访出良善人及恶棍的姓名，各写为一榜，张贴于通街大道，以示警戒。有一次，西山卧佛寺被窃，有个官仕御史之亲戚吓诈僧徒，逼其认罪入狱。胡定得悉，深入查访，察出真盗。僧得释放，而御史降官，贵戚除籍。他还开办义学，民众有诉讼者，无论于寝食之时，他均立传讯判结。　　

后来，胡定因母亲年老，请求回家侍养母亲。服母丧期满后，补福建道监察御史，到任时即参奏贪官，刚直之风，不减当年。有一次，他上疏弹劾内务府郎中剥削伤民，反为军机大臣庇护说其“所奏不实”，被诬陷而夺职下狱，后放归故里南雄。胡定归来时，两袖清风、生活淡泊，以教书谋生。其间，江西瑞州太守延请他主持凤仪书院讲学，返回广东后，又主持韶阳（在韶关）和道南（在南雄）两书院，敦行程明道之学说，有苏东坡之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帝南巡，胡定到杭州接驾，被赐官复原职。有人劝其再图仕进，他淡然不应，仍回家乡南雄，筑室双柏庐，钻研程子的学说。晚年回南雄时，乾隆曾对胡定说：“予知先生，君子人也。昔周敦颐爱莲，称为君子，谓香远益清，予取清远二字，书以为临别之赠言。”胡定拜受而归，于昌邑（南雄）刻匾悬于厅堂。因此，胡定后代家庙皆为“清远堂”传世。　　

胡定罢官归里时，生活清贫，乾隆怜他为官一世，两袖清风，特赐他鱼塘一口，面积10亩，坐落在孝悌路北（今南雄市区八一街侧），名叫“纱帽塘”。此塘为御赐，无凭契，据传十余代二百多年，子孙近百人均不敢变卖。此塘在新中国成立后犹存，今因城市建设已毁。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胡定病卒于家，享年79岁。其生前著作有《御纂通鉴纲目测义》《双柏庐文集》等，还与梁宏勋编修《南雄府志》十九卷。他曾在书中自题诗云：“家修廷献，特立独行。臺垣存历，致泽是营。虎尾何恤，龙鳞屢缨。当官敬事，葵藿输诚。”真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评价。在《清史稿》中，人物列传有298卷，入传3000多人，其中卷93有胡定，是南雄在清代唯一入国史的重要历史人物。《直隶南雄州志·宦迹》有胡定传。国史、方志都称他是一位秉直敢言、不避权贵、名闻朝野的清官。　　

在南雄民间，至今仍有胡定不少清廉为民的故事流传。而“梅开庾岭为香国；春到雄州是锦城”这副极富有地方特色的对联，就是他创作的。如今，每年春节期间，南雄城仍有人书写此联张贴。

作者：庾岭梅

编辑：李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