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昌市博物馆“乐昌革命文物展览”的展柜里，摆放着一个珍贵的深蓝色玻璃铜时钟（如下图）。它通高15cm、长12.3cm、宽6.8cm，玻璃两边由拱形的铜构件支撑起时钟；左右上方有一对小狗，大耳朵、小眼睛、宽嘴巴，眼睛正视前方，显得活泼可爱、神采奕奕；中间阳雕花纹圆扣，圆扣上绳系调时间的圆钮。正中为八角时钟，高7.6cm、宽6.6cm；四周由三角形、四边形和五边形的玻璃组成；钟面中间有一金黄色圆形图案，绘有五片花瓣和两支含苞待放的玫瑰；正中为黑色的时针和分针；背面有调时间钮、闹铃钮、止闹铃钮、上链钮。这个小小的时钟虽然结构复杂，但布局巧妙、精美大方。从时钟的设计、构造、风格来看，是典型的西洋舶来品。尽管九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时钟现在看来还是很时尚。这个精巧玲珑的时钟是怎么来的呢？为此，笔者专门采访了时钟捐献者杨堂松（1995年逝世）的儿子杨明珠。他向笔者讲述了小时候父亲给他讲的点滴故事。　

麦琳摄

1931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从广西百色千里转战至乐昌，湘粤边工委宣传部长谷子元、工委委员杨高林得知消息后，踏着厚厚的积雪、迎着凛冽的寒风徒步到距梅花十多公里远的宜章迳口迎接红七军进入梅花。红七军驻村后，严格执行红军铁的纪律，对老百姓的利益秋毫无犯，而且还为群众挑水劈柴、送衣御寒，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情接待。有的百姓把战士接到家里做客；有的主动送来柴草，帮红军烧水做饭。梅花街的居民林金炳看见红军这样好，杀了一头肥猪送给红军吃，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当时，邓小平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深有感触地说：“穷苦的民众对红军感觉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对我们的宣传表示接受……”　　

红七军根据谷子元的汇报展开讨论，认为梅花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以及地形条件比较好，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同时可以补充给养。　　

工作开展刚两天他们便得到情报，粤敌邓辉部一个团从连县星子方向尾追而来。军前委认为，凭着红七军的战斗力和部队的装备，加上有利的地形，消灭敌人一个团不成问题。于是，战场部署在梅花两边的高地上。2月3日近中午时分，邓辉部向梅花疯狂扑来，战斗随即打响。一时间，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在梅花洞周围响起。红七军官兵凭借险要的地势，打退了敌人的6次进攻。少顷，敌人又组织更猛烈的火力向红七军阵地发起狂轰滥炸，紧接着便倾巢而出。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激战，红七军终于把敌人赶出了阵地。最终消灭了1000多敌人，而红七军也伤亡700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军事素养高、作战经验丰富的干部，如师长李谦、团长章健等。原来是情报出现失误。除了粤敌邓辉团外，还有湖南宜章赶来的湘军十九师唐伯寅团及陈龙团队（郴县、宜章的部分地主武装）等由老坪石方向经西仙桥直奔梅花洞，联合围击红七军。兵力大大超过了红七军，情况十分危急。　　

军前委决定连夜撤离到30华里的大坪杨家寨，并撤离梅花地区。　　

在这次战斗中，梅花的革命群众在乐昌地方党组织的动员下，纷纷要求参军参战，主动配合红七军攻打来犯之敌。数百名群众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战时支前工作，帮助红七军运送枪支弹药，组织担架队，抢救伤员。杨堂松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是他在猛烈的枪炮中，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伤员。　　

红七军撤往杨家寨的路途中，杨堂松不顾疲惫，与其他群众一起转移伤员。红七军前委在文昌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沿着梅乐古道向乐昌方向前进，甩开敌人的追击，向江西挺进，汇合“朱毛”红军。留下的400多名伤病员在湘粤边工委的安排下，分散在文昌阁、水口庙、老屋场、湖洞、铁龙头等处养伤。祖籍杨家寨的杨高林与地下同志一起组织发动群众为红军伤病员筹粮找药、送茶送饭，请医生进行治疗，精心照料红军伤病员。　　

杨堂松父亲杨秉达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积攒了一笔钱，建了新房、买了地，日子过得还算滋润。杨堂松原本就是淳朴、善良的农民，通过这些天与红七军的接触，知道红七军是“替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是好人，于是主动参与支前。看到红军伤病员缺粮少药，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主动从家里拿来粮食和土药给红军伤病员。国民党数次前来围捕红军伤病员时，他又同大家一起转移保护，使绝大部分红军伤病员伤愈重返前线。　　

当时的农村流行一句俗语，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说明人们的生活普遍很困窘。这些伤病员临走时，为了感谢群众的救命恩情，纷纷把棉衣、子弹、刀剑、马鞍、马灯等送给他们作留念。其中一位红军战士从袋子里拿出一个时钟，对杨堂松说：“这段时间多亏了您的帮助和照顾。没有什么送您，这个钟留给您作纪念吧。”看着这么贵重的“洋货儿”，杨堂松连忙一个劲地推辞。那位战士把钟一把塞在他手里，说：“在这大山里生活，有了钟才能合理安排作息时间，您就别客气了。请收下。”然后挥手告别，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了。　　

时钟，见证了军民的互助和友谊，所以杨堂松倍加珍惜爱护，很少把时钟拿出来炫耀。但是，令杨堂松后悔不已的是，由于当时匆匆而别，忘记问那位红军战士的尊姓大名。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每每闲暇之余和夜深人静之时，杨堂松总是小心翼翼地抚摸或仔细端详这玻璃铜时钟，心里油然而生一个个疑问：看这钟“洋得很”，应该是他在欧美留学时带回来的吧？普通人家哪购买得起，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吧？听说上海是“十里洋场”，洋货多得很，这位红军战士是上海人吗？这位勇敢的战士现在哪里呢？过得还好吗？以后还能找到他吗？　　

这些问题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1978年，乐昌文化部门的同志到梅花调查了解红七军在梅花的相关情况，时任大坪村书记杨生祥提起了这个时钟。这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啊！文化部门经商量决定，买一个闹钟与他交换，并加付20元钱。杨堂松虽有百般不舍，但又觉得自己长期保存容易腐蚀，甚至丢失，倒不如捐赠给国家悉心保管，思虑再三，他最终同意。　　

2005年，这个玻璃铜时钟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它默默地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着硝烟战火中军民鱼水情深的革命情怀。同时，也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代，都要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只要“人心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实现。

作者：欧伦彬

编辑：李建群